关良:让传统水墨成为先锋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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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良:让传统水墨成为先锋艺术
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,关良是难以归类的异数,绘画题材、笔墨方式都独具一格。他的审美意识似比同时代绝大部分人都要超前,也因而,人们对他的理解与追捧迟到了三四十年。
关良的画时常尺幅不大,逸笔草草,全然不讲比例,乍一看像儿童涂鸦,让人很不以为然。而在学界看来,那些稚拙的形态恰恰流露出一种纯朴的趣味,是开一代之风的。他的画讲的是“趣味”二字,一种富于生命力的趣味。
关良诞辰120周年之际,让我们重新审视他与他的画。
——编者
关良是最早将西洋油画介绍到中国来的画家之一,他的戏曲人物油画同样独具一格。图为关良创作于1978年的油画《唐僧与悟空》,2018年曾于香港拍出996万港币
齐白石曾在关良的戏剧人物画册页上,挥毫题写 “关良墨趣”,以示对于后辈的赏识及肯定。而梅兰芳在观看了其《别姬》图后,不禁感慨关良“所画的戏剧画自有一种魅人的艺术感染力量……”
“我不识剧情,言是《白水滩》,只觉得比戏好看。不管谁是持矛武小生,不管谁是红胡青面汉。如闻金鼓声,纸上大鏖战。传神之笔殊可赞!”此为郭沫若对画家关良《白水滩》画作的题跋,而在其《晴雯补裘图》中,郭老又作七绝以赞之:“补裘撕扇逞精神,清白心胸鄙袭人。多少晴雯崇拜者,欲从画里唤真真!”,寥寥数笔,却俱可见关良戏曲笔墨画之写意传神。
有人说,关良的作品虽有天趣,却显稚拙,如同儿戏,且多数尺幅较小,相较于传统大师巨制,似乎难登大雅之堂。而有些人却推其为“水墨戏画”的开山鼻祖,更有甚者,从文化传承及写意精神而论,认为齐白石之花鸟、黄宾虹之山水、关良之戏曲人物,为近现代画家难以逾越之高山。
疑者有之,褒扬者亦不乏,然不管嘈杂声如何,关良先生以其笔墨意趣,题材之纯粹,气韵表现力,以及独有的个人艺术符号,开辟了迥异于文人画的艺术新领域。无怪乎,朱屺瞻曾言中国画坛可以没有自己,关良却是不可或缺的大师。
笔者私以为,关良的作品“画人之不欲画,画人之不敢画”,是当之无愧中国水墨画的先锋,其戏曲人物,得意而忘形,兼具点睛之妙,风神独韵也。
观其画作,不拘泥于对象的解剖、透视和比例,老生端方,小生潇洒,花脸豪迈,丑角灵活,旦角袅娜,笔风简朴精炼,盈尺间三两人物虎步鹰蹦,呼之欲出,演绎着戏剧人生。而传统文人画逸笔草草的墨趣,干淡浓湿的飘逸意象,也融于其中,算是“食洋而化,食古而化”的典范。
以高度概括的笔墨描绘戏曲人物,自辟蹊径,成为关良有意识创作的“偏爱”
关良的戏曲人物,可溯源至其少年时那些香烟小画片的稚子涂鸦,如“武松打虎”“豹子头林冲”“西游记”“桃园三结义”等,就是这些可被随手丢弃的画片,将他引入色彩、线条、造型的艺术国度,从此影形相随。
由于对绘画的喜爱,在东瀛求学之路,关良选择放弃了投考应用化学专业,转而进入“川端研究所”学习美术,之后又进入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开始正规学习素描及油画。
艺海的初探,对于关良而言,除了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外,对于各个艺术流派的吸收与探索,冲出国内画坛传统的清规戒律,也成了他“解放”自己,培养艺术视野及文化修养的重中之重。
对于各个来东京展览的作品,无论印象派、后印象派、立体派、野兽派、学院派,关良皆朝夕揣摩,虚心求教,以期窥得“曲高和寡”的奥秘所在。正是这种“兼容并济,海纳百川”的艺术胸怀,他逐渐领悟印象派色彩中所强调的大自然奇光异彩,如莫奈的《草垛》《教堂》,抑或后印象派中高更那富有装饰性的图式语言,梵高夸张又情绪化的造型构图,以及野兽派马蒂斯狂野扭曲的人物,几何化的物体形态等艺术概念追求。
此后,国内突然爆发北伐战争,关良在郭沫若的影响下,携笔从戎。“满腔热血报国志,不负丹心铸忠魂”,在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中,他以一支画笔,风餐露宿,绘制宣传壁画,开展革命宣传工作。
而在战火逐渐平息后,关良辗转于广州、上海、重庆等地的艺术院校任教,继续自己的艺术生涯。这时,如何将西洋画与民族特色结合,成为他对传统绘画的思考。
在这浩如烟瀚的艺术海洋中,关良犹如初生牛犊,努力跨越东方与西方艺术的界限,取长补短,他用独立思考与艺术实践,探索着属于自己的具有民族气派和个性特色的艺术画风。
而从小痴爱的京剧戏曲,不正如日本浮世绘一般,是写着当世风俗的舞台人生,以高度概括的笔墨描绘戏曲人物,自辟蹊径,从此成为关良有意识创作的“偏爱”。
“近乎此,美在其中”,他开始学习京剧唱戏,每日吊嗓,熟悉唱腔,以至于这位资深票友,连云步、醉步、蹀步、眼神、手势、身段、乃至于招式等,也了然于胸,信手拈来。
“艺术源于生活”,京剧的学习对于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创作,大有助益,其以“繁简对比”“写实与夸张”,包括国画中的多角透视等技法,既讲究造型的刻意传神,又追求拙中带巧的“以少少许胜多多许”,如石涛所言“君子唯借古以开今也”,作品别开生面,独具一格,成为画坛新意佳话。
文坛巨擘茅盾、老舍、叶圣陶、郑振铎等,也纷纷题词盛赞,画坛前辈潘天寿在《听天阁诗存》中亦赋诗相赠。
“凡事有常必有变。常,承也;变,革也。承易而革难,然常从非常来,变从有常起,非一朝一夕,偶然得之。”关良在自己锲而不舍的坚持中,摆脱了古法“十八描”程式束缚,开创了美术界一片新的天地。
关良的戏画尤擅“画龙点睛”,令人观之如画在戏中,恰到好处,进而叹为观止
艺无止境,已有大名的关良在观戏之余,仍随身携带笔记本,不断捕捉记录戏台上的瞬间画面,以至于累积有成百上千张各种戏剧中人物神态的速写。可见其画技之精湛,诚乃“厚积而薄发,博观以约取。”
而关良与人称“活武松”的著名京剧表演家盖叫天的交往,也大有知音相惜,相见恨晚之意。盖叫天的京剧,有“武戏文唱”的独特风格,在数十年的演出中,早已是炉火纯青,二人多次交流京剧的表演技巧,如何更为传神,更具动势,让观众身临其境,流连其中。盖叫天也时常摆出架势,示范各种身段和动作,让关良攫取入画最美的瞬息。
京剧的情景连贯,人物的情感在不同时刻、场景下也并不一致,因此只有准确描绘出特定“动势”中人物的精神面貌,心理状态,才能避免如同“剧照”或“广告画”般的千篇一律或单薄没有生气,也才能在一幅静止、有限的宣纸中,以艺术的手法,使作品更为耐人寻味。
因此,关良极为在意瞬间的动势,气氛的营造。而“传神首在眼睛”,六朝画家张僧繇曾有“画龙不点睛,惟恐龙飞去”的美谈,在与盖叫天抱膝谈戏时,他也一再言明眼神的精髓,如其“斗鸡眼”“对眼白”等绝技,对于戏台效果的烘托。
如其作《悟空戏虎》,画中老虎眼神里透着惊悚,全然不见山中猛兽的威武,而悟空眼里那一瞟的自信及戏谑,流露无疑。
“画龙点睛”,对于关良而言,或飞笔直戳,或横笔带拖,或方,或圆,或尖棱,或偏斜,无不令人观之,如画在戏中,恰到好处,进而叹为观止。
在《石秀探庄》中,老者瞳仁中的紧张,水浒英雄石秀的怒瞪,关良以笔墨形式宣泄而出,跃然于纸上,而石秀一身黑衣,又顿增一份压迫感,予人以“戏”入画又以画“品”戏的情趣。
而无论《悟空戏虎》或《石秀探庄》,关良的管形线条中,飘逸轻盈,又有浓淡、高低、起伏的笔墨变化,相较于文人画讲究的“一波三折”,更有戏曲的动态节奏感。
线条直指本心的一幅幅经典,同他笔下的戏曲人物,演绎着人生百态
朱新建即曾言“关良先生作品表面看是坚持传统的文人画观念,但实际他的用笔已不是传统的‘一波三折’的书法用笔。线条更加直率、执着,更加‘直指本心’”。齐白石亦曾在关良的戏剧人物画册页上,挥毫题写“关良墨趣”,以示对于后辈的赏识及肯定。而梅兰芳在观看了其《别姬》图后,不禁感慨关良“所画的戏剧画自有一种魅人的艺术感染力量……”
新中国成立后,关良与李可染等画家作为文化代表,应邀赴德国柏林参观、访问以及交流经验。当时柏林艺术科学院,正在展出莫索林奈的版画作品,而且该院的展览日程本来早已密集安排,并无空暇档期挪出为关良、李可染等安排画展。
不过,基于对中华文化作品的喜爱,几经研究,艺术科学院决定将其他画展都延后推迟,而关良他们的画展却以最快速度被“特殊安排”。
画展十分成功,求画者络绎不绝,而作品却犹如杯水车薪,以至于关良不得不请示大使馆,出面应对这些接踵而至的购画人。莱比锡“伊姆茵采尔”出版公司也为他出版画册纪念。
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,从小喜欢戏曲钟鼓,又以戏曲人物画闻名的关良,遭受冲击并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待大地春回,绿柳正茂,关良湮灭多年的创作欲望再度复燃,其饮了几口平日里并不沾边的白酒,重执画笔,并一挥而就,画了幅《三打白骨精》,宣泄心中许久的阴霾与愤慨。叶圣陶见而题诗“不辞反覆绘三打,想见兴怀玉宇清。石窟飞天堪媲美,如斯艺事倍精英。”
“老牛明知夕阳短,不待扬鞭自奋蹄”。关良以古稀之年在艺途中继续创作那些久违的戏曲人物,豹子头林冲、黑旋风李逵、行者武松、美猴王孙悟空……一幅幅经典,同他笔下的人物,演绎着惊心动魄、千回百转的人生百态。
郭沫若曾言:“旧剧脸谱及装束,本身已富有画意。良公取此以为画材,为国画别开一生面,甚觉新颖可喜。其笔意简劲,使气魄声容活现纸上,尤足惊异”。